因为我就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所以对天津站还是有一点发言权的。首先说，天津站的说法，是在抗战胜利后才出现的。1945年12月，戴笠裁撤了天津地区原有的潜伏组织（对付日军的，曾经为抗日做出过杰出的贡献），建立军统天津站(后改为保密局天津站)，作为天津地区特务工作的最高指挥机构。

　　抗战期间，天津站的首任站长叫郑士松，戴笠的老朋友，而且差一步便成了亲家。郑士松把天津站经营得颇具规模。

　　天津站的第二任站长是王子襄。1934年，老站长王天木入狱，新站长王子襄又意外身亡。结果，天津站的站长的职务空缺了好久，也没人接任。

　　1947年4月，陈仙洲调往沈阳，吴景中任天津站站长。吴景中就是《潜伏》历吴敬中的原型。

　　天津站是保密局中编制比较大的甲种站，人最多时在160人左右，主要是负责会同军警宪特务机关和工人的爱国运动。

　　1948年，解放战争如火如荼，在天津大势已去，保密局驻天津人员有门路的都托人逃命去了，吴景中也趁机南逃。后被毛人凤关押在南京，49年去了台湾，50年小蒋蒋经国保释他出狱。

　　吴景中离开后，天津已是一座孤城。当时的负责人李俊才挑选了一些未曾暴露过身份且有一定社会关系和职业作掩护的特务分子，分成4个情报组潜伏下来。天津解放后，李俊才被俘，其身后的特务组织天津站也宣告彻底解散。

　　军统天津站设立于1932年10月后，当时叫复兴社特务处天津站，是军统在北方的第一个甲种站，具有特殊的地位，为抗日战争做出过杰出的贡献。首任站长是郑士松，也就是咱们熟知的军统四大金刚之一的王天木。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又妄图在华北制造“满洲国第二”的傀儡政权。而天津当时有日本租界和驻军存在，北洋旧军阀下野后也基本隐居在天津，为了拉拢这些人当汉奸，在天津地区日本特务的活动非常猖獗，各路汉奸纷纷登台，军统天津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

　　军统天津站成立后，戴笠非常重视，先后派出王天木、陈恭澍、郑介民等军统元老主持天津站工作，刺杀张敬尧、石友三等大汉奸，联络平津地区的热血学生组建“抗日杀奸团”，极大地打击了日本人的嚣张气焰。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天津沦陷，军统天津站不得不转入地下工作。随着抗日斗争形势日趋严峻，军统天津站书记曾澈、天津区行动组组长王文、天津站站长陈资一还有“抗日杀奸团”成员数十人先后牺牲。

　　抗战胜利后，戴笠于1945年12月初亲自到天津重组军统局天津站作为当地特务最高指挥机构，由老牌军统特务陈仙洲担任站长，天津站地址位于今天天津的新华路36号。而这个天津站就是咱们在电视剧《潜伏》中所看到的军统局天津站，只不过电视剧中的站长吴敬中的原型吴景中是1947年4月才当上的天津站站长，当时军统已经改组成保密局。

　　1948年天津解放前夕，自知作恶多端、难逃人民政府制裁的保密局天津站分崩离析，站长吴景中南逃，大小特务们纷纷自寻门路逃命去了，军统天津站彻底成为历史。

　　电视剧《大决战》里面那个阴阳怪气的天津市长杜建时，历史爱好者都有印象吧？此公其实很有背景和后台，所以陈长捷才表面上不得不那么客气，因为杜建时乃是小蒋的亲信。甚至于自他上任以后，在天津的主要行政单位、负责人更迭（军方除外），也得经过杜建时认可才成，没办法，1947年以后小蒋权势日重。

　　谍战剧《潜伏》里面的军统天津站站长吴敬中，原型人物是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曾任军统临澧训练班教官、西北区区长的大特务吴景中，也得算是个叛徒。“临澧班”那是戴笠一手搞起来的特务训练班，能够成为临澧班的教官和后来的大区区长，显然吴景中是戴笠的亲信，不过他到天津站当站长，还真不是因为戴笠的关系。

　　抗日战争期间天津是沦陷区，所以军统在天津也是“潜伏”，期间遭遇过日伪多次大规模破获和破坏，人员损失惨重，日特机关的能力不容小觑，尤其是1939年天津站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干脆被抓的没剩几个人了。无奈，1940年戴笠派遣大特务陈仙洲秘密潜入天津，进行了天津站的重建工作，到日本投降之前，军统还有四个潜伏组在天津艰难地进行地下活动。

　　说一下这个陈仙洲，河北保定人，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四期毕业，纯正的黄埔系军官，由于是北方人，所以加入军统组织后一直派驻在北方活动。先后担任复兴社特务处保定通讯组组长，1938年调任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督察长等职务，是个老牌军统特务，1940年到1941年担任军统天津站站长（总排序是第四任），1942年调升军统华北区通讯站长等要职。

　　所以天津“光复”之前，军统天津站哪里有什么固定的办公地点，基本是躲躲藏藏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能生存下来就不容易了。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戴笠在当年11月份亲自到平津视察、锄奸和恢复组织，军统天津站得以重建。由于天津是民国时期地位超群的特别市，所以重建的规格也较高，站长职务是肥缺，戴笠论功行赏，再调一直坚持地下工作的陈仙洲回天津任职。

　　1945年12月中旬，陈仙洲出任军统天津站站长（军统秘密机关）、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少将处长（军统公开机关）兼“逆产”清查委员会行动组长，然后以原潜伏人员、重庆本部派来人员为班底，招兵买马大肆重建天津站。按照同一时期上海、北平的重建规模，军统天津站杂七杂八的内外勤人员和编外情报员，至少在四、五百人以上，比大家想像的要多得多。

　　军统天津站的具置，按照最后一任站长李俊才的回忆，应该在天津市林森路34号（现在的和平区新华路36号），而在一些关于军统的文献比如《特工密闻》中，又记叙为林森路43号（现新华路31号），其实无需争论，笔者的个人看法是都没有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原天津林森路这一片街道的两侧，都是两层的小洋楼，天津站四、五百号人，一座二层小楼怎么可能放得下？

　　所以真实的情况是，当时的军统天津站老窝就在这一片街区，并且肯定不止“接收”了一座二层楼为办公地点，应该是多座日伪“逆产”同时使用，总之知道大概位置就行了。转折出现在1946年3月以后，随着戴笠的摔死，整个军统内部的人事布局肯定面临洗牌，注意此时的军统局长可不是毛人凤，而是唐纵和郑介民先后代理。

　　军统局本部的权力分配折腾到1946年7月，终于告一段落，原军事委员会军统局被改制为“国防部保密局” ，人数大大减少，黄埔二期的郑介民以“国防部二厅厅长”的职务兼任保密局局长，唐纵和毛人凤为副局长。上面折腾完折腾下面，1947年3月陈仙洲被打发到东北担任区长，虽然职务看起来升了，可是东北彼时已经是战火连天，哪有仍然是后方每天歌舞升平的天津卫舒服？

　　其实就是保密局内部有人瞄上了这个肥缺，走门子拼后台想当天津站站长，然而内部的争斗再加上天津市长杜建时的强硬，几次人选提名都未能通过。最终吴景中意外胜出，一方面他是军统的老人资历足够，另一方面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跟小蒋是同班同学！1946年底，还曾经在长春跟随小蒋处理对苏外交事宜，因此杜建时那里首先就不是问题。

　　于是吴景中于1947年4月就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长，毛人凤则按照保密局新的规矩，即公开和秘密部分需要“分离”的原则，加派白世雄为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而郑介民也不甘示弱，以天津是大型港口和涉外重点城市为由，又新建了一个保密局天津二站，专司对外情报业务，另外委任黄天迈为站长，所以这个时候，天津站站长的权力真心没有那么大了。

　　说明一下，军统局缩编为保密局的时候，大批人员被合并到国防部二厅（情报）、交警总局等公开单位，保密局只给了6000余人的编制，所以上海、北平、天津等几个甲种站，编制人员也不过160余人，但这不等于天津站就是160多人，那是南京本部在册和发薪水的人数。实际上，保密局每个站都有不少自己花钱养着的情报员、打手以及负责警卫的武装分队，杂七杂八总人数还是不少。

　　《潜伏》里面的吴敬中站长，只能认为是文学虚构，因为他的就任时间（戴笠死前）和真实历史上的吴景中是对不上的，所谓带着余则成奉命撤离也是编撰的，前面已经说了，吴景中跟戴笠的关系尚好，但他既不是郑介民的亲信也不是毛人凤的班底，并且因为争夺天津站站长位置时的夙怨，毛人凤哪只眼睛也看不上他。

　　平津战役爆发前后，已经升任保密局长的毛人凤给吴景中下令就地坚持，但是吴站长知道再呆下去大势不妙，因此私自逃往南京，结果被毛人凤当即扣押，身为军人“临阵脱逃”当然罪过不小，枪毙了都属正常。幸亏小蒋拉了老同学一把，一番说项之下，毛人凤释放了吴景中，但是有了临阵脱逃的前科，他在保密局也肯定混不下去了，后来去了香港闲居，1983年死于台北。

　　吴景中跑了以后，保密局天津站瞬间群龙无首乱哄哄，无奈之下，南京保密局本部任命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李俊才兼任站长，此时天津已经被东北野战军团团包围，天津站的任务是配合陈长捷抓“共谍”和部置潜伏人员，结果还没忙活几天，东野大军仅用31个小时就解放了天津，李俊才被俘，保密局天津站至此也就寿终正寝了。

　　保密局天津站旧址位于今天和和平路141号 现在为狗不理和平路大酒楼！属于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该大楼二楼原为保密局天津站旧址。具体介绍该建筑见于该建筑内。另剧中余则成原型吴石将军再次工作多年，后被捕遇害，吴石将军为我党打入内部的最高情报官，73年追认烈士。

　　潜伏我到看过几遍、天津站应该在天津。具置还真不了解，我虽然不太关心、但多点知识总是好些。盼行家早出来告知。

　　军统天津站在当时军统体制系统中的地位，就像是天津在近代中国史上的地位一样举足轻重。

　　1932年9月，“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后，戴笠授命担任第二处处长。随后，北平和天津建立情报工作站。1933年秋，军统天津站成立了行动组，因为北洋旧军阀前湖南督军张敬尧，从天津潜入北平与日本人勾结，军统向天津站发布命令，由王天木兼任组长秘密除掉张敬尧。

　　1934年春，刺杀张敬尧成功后，王天木与胡大虎等人在八大胡同与人发生冲突，造成了轰动北平城的“箱尸案”，最后，杀人者胡大虎被捕正法，而王天木被判了无期徒刑。而后，天津站站长改派王子襄继任。

　　王子襄的职业是一名医生，对于工作的态度痴狂到可以以身试药，家里客厅的大玻璃柜里面摆着各式各样的药瓶，有时候自己服药或者打针。甚至对于别人的劝说，他依然置若罔闻，我行我素。

　　以至于后来王子襄的死，都成了历史上的悬案。因为王子襄一个人毙死在家中的时候，床头的小凳子上，还摆着几个小药瓶和一个玻璃针筒，而且那几个小瓶里和针筒中的残留物都有毒性。究竟是他以身试毒出了差错，还是遭人杀害，最终不得而解。

　　1934年到1940年6年之间，天津站的站长频频换人，一直到1945年，戴笠亲自到天津撤销了原有的潜伏组织，建立军统局天津站。

　　1946年3月，戴笠从北平返回上海途中飞机发生故障，在南京附近坠机身亡。同年，7月1日，军统局改称为保密局，天津站也更名为保密局天津站，它的旧址就是现在的天津市新华路36号。戴笠死后不久，原军统局的核心单位和人员部分缩编为国防部保密局，由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担任局长。

　　1947年4月，陈仙洲调往沈阳后，保密局派吴景中任天津站站长，白世维任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这位吴景中就是电视剧《潜伏》中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的原型。

　　1948年，天津即将解放的时候，保密局驻扎天津的人员开始纷纷各自逃命，吴景中也是趁此机会开始往南潜逃。后来在南京被毛人凤关押了一段时间，1950年，蒋经国将其保释出狱，第二年去了台湾。

　　吴景中离职后，天津站已经岌岌可危，保密局紧急派遣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李俊才接任天津站站长，负责布置特务潜伏的任务。直到天津解放后，李俊才被我军俘虏，天津站也随之土崩瓦解。

　　1932年9月，“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作为一个非编制单位，起初并不起眼。而知道1933年5月，在北平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发生一件大案之后，人们这才发现，原来在沦陷区，军统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情报工作站：北平站和天津站。

　　天津站的首任站长名叫郑士松。而在外人来说他又叫做王天木。他曾经在保定军官学校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就读，曾做过土匪也做过西北军的参议，体格中等，样貌端正，长得很普通又没有太多印象深刻的记忆点。

　　当日本正在制造第二个满洲国的时候，他们的策反对象正是湖南督军张敬尧。而此时，军统就下达了命令，处决张敬尧。这项任务就放在天津站。

　　很快，王天木接到任务后，经过策划，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完成了任务，击杀了张敬尧。可是没等他们举杯欢庆，天津站却发生了另外的风波，导致了站长换人，特别行动组也因此解散。

　　1934年春，天津行动队的队员胡大虎在青楼和人发生了冲突，结果，一下子就把对手给打死了。这下可麻烦了。

　　当然他们以为这事就算结束了，结果，各家报纸居然都找到了新闻的来源，于是大肆报道这起杀人案件。

　　南京的蒋委员长感到非常的震怒。大敌当前，这些行动队还在花天酒地，太不像话。

　　结果，胡大虎被捕就地正法，而王天木背叛无期徒刑，关押在南京老虎桥陆军监狱。不过2年后，因为国家需要用人，又把王天木给放了。

　　这位新站长对于天津站的改组十分大胆，原先的行动队已经被解散，但是工作任务十分繁重。

　　改租后的原先负责华北地区工作的特派员郑介民，改由邢山负责平津情报站，后来又换成了张行深。从此天津站在对上关系上改为了双线来往。

　　一天傍晚，王子襄独自在家中死亡，身旁放着几个小瓶子和一个玻璃针筒。后来证实这些瓶子里就是毒药。到底是因为试验毒药而死还是被人下药这成为了一场历史悬案。

　　其实平津站并不是只会对内杀人。至少在抗日的立场上还是坚持敌后抗战。所以要一分为二的看待这个曾经的军统特务站。

　　天津市和平区解放北路74号（解放前原中法工商银行大楼）斜对的（原国民政府海军俱乐部）二层洋楼。现为天津市总工会所属单位使用。属国家级文保单位。

　　首先说，天津站的说法，是在抗战胜利后才出现的。1945年12月，戴笠裁撤了天津地区原有的潜伏组织（对付日军的，曾经为抗日做出过杰出的贡献），建立军统天津站(后改为保密局天津站)，作为天津地区特务工作的最高指挥机构。

　　抗战期间，天津站的首任站长叫郑士松，戴笠的老朋友，而且差一步便成了亲家。郑士松把天津站经营得颇具规模。

　　天津站的第二任站长是王子襄。1934年，老站长王天木入狱，新站长王子襄又意外身亡。结果，天津站的站长的职务空缺了好久，也没人接任。

　　1947年4月，陈仙洲调往沈阳，吴景中任天津站站长。吴景中就是《潜伏》历吴敬中的原型。

　　天津站是保密局中编制比较大的甲种站，人最多时在160人左右，主要是负责会同军警宪特务机关和工人的爱国运动。

　　1948年，解放战争如火如荼，在天津大势已去，保密局驻天津人员有门路的都托人逃命去了，吴景中也趁机南逃。后被毛人凤关押在南京，49年去了台湾，50年小蒋蒋经国保释他出狱。

　　吴景中离开后，天津已是一座孤城。当时的负责人李俊才挑选了一些未曾暴露过身份且有一定社会关系和职业作掩护的特务分子，分成4个情报组潜伏下来。天津解放后，李俊才被俘，其身后的特务组织天津站也宣告彻底解散。

　　谍战剧《潜伏》里面的军统天津站站长吴敬中，原型人物是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曾任军统临澧训练班教官、西北区区长的大特务吴景中，也得算是个叛徒。“临澧班”那是戴笠一手搞起来的特务训练班，能够成为临澧班的教官和后来的大区区长，显然吴景中是戴笠的亲信，不过他能够到天津站当站长，还真不是因为戴笠的关系。

　　抗日战争期间天津是沦陷区，所以军统在天津也是“潜伏”，期间遭遇过日伪多次大规模破获和破坏，人员损失惨重，日特机关的能力不容小觑，尤其是1939年天津站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干脆被抓的没剩几个人了。无奈，1940年戴笠派遣大特务陈仙洲秘密潜入天津，进行了天津站的重建工作，到日本投降之前，军统还有四个潜伏组在天津艰难地进行地下活动。

　　说一下这个陈仙洲，河北保定人，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四期毕业，纯正的黄埔系军官，由于是北方人，所以加入军统组织后一直派驻在北方活动。早期担任复兴社特务处保定通讯组组长，1938年短期调任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督察长，是个老牌军统特务。1940年到1941年担任军统天津站站长（总排序是第四任），负责“灾后重建”工作，1942年调升军统华北区通讯站长等要职。

　　所以天津“光复”之前，军统天津站哪里有什么固定的办公地点，基本是躲躲藏藏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能生存下来就不容易了。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戴笠在当年11月份亲自到平津视察、锄奸和恢复组织，军统天津站得以重建。由于天津是民国时期地位超群的特别市，所以重建的规格也较高，站长职务是肥缺，戴笠论功行赏，再调一直坚持地下工作的陈仙洲回天津任职。

　　1945年12月中旬，陈仙洲第二次出任军统天津站站长（军统秘密机关），同时兼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少将处长（军统公开机关）和“逆产”清查委员会行动组长，然后以原潜伏人员、重庆本部派来人员为班底，招兵买马大肆重建天津站。按照同一时期上海、北平的重建规模，军统天津站杂七杂八的内外勤人员和编外情报员，至少在四、五百人以上，比大家想象的要多得多。

　　军统天津站的具置，按照最后一任站长李俊才的回忆，应该在天津市林森路34号（现在的和平区新华路36号），而在一些关于军统的文献比如《特工密闻》中，又记叙为林森路43号（现新华路31号），其实无需争论，笔者的个人看法是都没有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原天津林森路这一片街道的两侧，都是两层的小洋楼，天津站四、五百号人，一座二层小楼怎么可能放得下？

　　所以真实的情况是，当时的军统天津站老窝就在这一片街区，并且肯定不止“接收”了一座二层楼为办公地点，应该是多座日伪“逆产”同时使用，总之知道大概位置就行了。转折出现在1946年3月以后，随着戴笠的摔死，整个军统内部的人事布局肯定面临洗牌，注意此时的军统局长可不是毛人凤，而是唐纵和郑介民先后代理。

　　军统局本部的权力分配折腾到1946年7月，终于告一段落，原军事委员会军统局被改制为“国防部保密局” ，人数大大减少，黄埔二期的郑介民以“国防部二厅厅长”的职务兼任保密局局长，唐纵和毛人凤为副局长。上面折腾完折腾下面，1947年3月陈仙洲被打发到东北担任区长，虽然职务看起来升了，可是东北彼时已经是战火连天，哪有仍然是后方每天歌舞升平的天津卫舒服？

　　其实就是保密局内部有人瞄上了这个肥缺，走门子拼后台想当天津站站长，然而内部的争斗再加上天津市长杜建时的强硬，几次人选提名都未能通过。最终吴景中意外胜出，一方面他是军统的老人资历足够，另一方面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跟小蒋是同班同学！1946年底，还曾经跟随小蒋赴长春处理对苏外交事宜，因此杜建时那里首先就不是问题。

　　于是吴景中于1947年4月就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长，毛人凤则按照保密局新的规矩，即公开和秘密部分需要“分离”的原则，加派白世雄为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而郑介民也不甘示弱，以天津是大型港口和涉外重点城市为由，又新建了一个保密局天津二站，专司对外情报业务，另外委任黄天迈为站长，所以这个时候，天津站站长的权力真心没有那么大了。

　　说明一下，军统局缩编为保密局的时候，大批人员被合并到国防部二厅（情报）、交警总局等公开单位，保密局只给了6000余人的编制，所以上海、北平、天津等几个甲种站，编制人员也不过160余人，但这不等于天津站就是160多人，那是南京本部在册和发薪水的人数。实际上，保密局每个站都有不少自己花钱养着的情报员、打手以及负责警卫的武装分队，杂七杂八总人数还是不少。

　　《潜伏》里面的吴敬中站长，只能认为是文学虚构，因为他的就任时间（戴笠死前）和真实历史上的吴景中是对不上的，所谓带着余则成奉命撤离也是编撰的，前面已经说了，吴景中跟戴笠的关系尚好，但他既不是郑介民的亲信也不是毛人凤的班底，并且因为争夺天津站站长位置时的宿怨，毛人凤哪只眼睛也看不上他。

　　平津战役爆发前后，已经升任保密局长的毛人凤给吴景中下令就地坚持，但是吴站长知道再呆下去大势不妙，因此私自逃往南京，结果被毛人凤当即扣押，身为军人“临阵脱逃”当然罪过不小，枪毙了都属正常。幸亏小蒋拉了老同学一把，一番说项之下，毛人凤释放了吴景中，但是有了临阵脱逃的前科，他在保密局也肯定混不下去了，后来去了香港闲居，1983年死于台北。

　　吴景中跑了以后，保密局天津站瞬间群龙无首乱哄哄，无奈之下，南京保密局本部任命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李俊才兼任站长，此时天津已经被东北野战军团团包围，天津站的任务是配合陈长捷抓“共谍”和布置潜伏人员，结果还没忙活几天，东野大军仅用31个小时就解放了天津，李俊才等人被俘，保密局天津站至此也就寿终正寝了。